一定要向国务院申诉的，也是可以的，但国务院的裁决将是最终裁决，不能再起诉。

对此国家自然资源部陆昊部长在《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立法说明中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本轮修法意义重大：一是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土地改革的决策部署。（五）关于土地规划可操作性制度的缺失 土地规划是本次修法的次重点，但表述的力度并不输前述几项制度，其主要体现在新法第6条、第三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第17条的修改、第18条增加中。

（一）兴起的市场经济是《土地管理法》三轮修法的直接动因 制定于1986年改革开放中期的《土地管理法》，虽不可避免地遗留着较浓郁的计划经济色彩，但毕竟结束了长期以来土地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实现了我国土地管理由多头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其具有划时代的价值。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显然，未来还有相当艰难的土地规划之法治探索之路。2.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但让利有限，仅限于工业、商业用途，排除了现行《物权法》第137条中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方式，仍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第三，改革或修正了征地程序，更加注重征收实践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修正案第18条），其改革力度前所未有。立法的艰困理由源于宅基地设立时的准所有权性质、房地一体的事实，还涉及了最基层、最广大、最艰辛之群体的生存或生活，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与民法典的衔接以及农业发展、粮食与生态安全、城乡统筹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如果主观权利不能被贯彻，那么就无法区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

[37]实践中，我国法院往往以行政法没有规定环境权为由拒绝认定行政机关侵犯了公民的环境权，[38]这更凸显了在行政诉讼中援引宪法环境权的必要性。[17]参见前注[15]，王锴文。[47]然而，如果该义务变成了一种保护请求权，那么胎儿或者其监护人就可以以胎儿的生命保护请求权受到立法机关侵犯为由提起诉讼。关于确认请求权的发展，参见前注[12]，王锴文。

[56]参见屠振宇：《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法学》2007年第9期。对于这种真正未列举的权利，通常的做法是解释宪法中的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

法律规范中是否存在法律义务，是推导出主观权利的关键。与集体代表行使集体权利要受到集体意志的约束不同，集体成员行使集体权利可以自己决定，仍然具备主观性。不同的义务主体决定了环境权的属性，即到底是主观公权利还是主观私权利。笔者曾经指出宪法环境权在我国可能存在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主观权利的宪法环境权，可以从我国《宪法》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中进行推导。

环境权虽然旨在保护环境公益，但仍可以作为主观权利，一方面，环境权是一种可以由集体成员行使的集体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客观法的再主观化，国家的保护环境义务可以成为公民针对国家的环境保护请求权。这可以通过将社会给付局限在最低标准来克服。Wolfgang Rüfner, Leistungsrechte, in: Detlef Merten und Hans-Jürgen 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 C. F. 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2006, S.688. [4]一方面，德国学者更多谈分享权，而不谈社会权，分享权实际上主要来自平等权的请求权属性。在上述三个要素中，对环境权作为主观权利的最大质疑来自第三个要素，即环境权是否可诉以及环境权是否保护个人利益。

比如有的学者主张环境权意味着公民不仅要享有清洁安全的环境，还要享有舒适的甚至美丽的环境。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约束国家机关的效力，不需要经过立法的转化就可以被司法机关适用，等于将裁量权留给了司法机关，这也就是一些学者质疑与国家财政能力直接相关的社会权会导致司法裁量取代立法裁量，从而破坏预算上的权力分工的原因

最后，数据报送应当符合均衡性原则。伴随全球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正在着力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如何合理建构网络平台的数据报送义务，既充分利用数据实现政府公共职能，又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等多元数据主体的利益，是数字经济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时代课题。

其三，数据报送安全保障滞后。在经营过程中，平台内经营者发布的商品详情、网络广告、交易信息、售后信息等大量数据，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被平台控制。由于受到技术能力、资金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制约，政府相关部门对数据的安全性保障程度，可能远远不如平台，从而造成极大的数据安全隐患。立法者应科学合理地确定数据报送义务的边界，明确数据报送条件与报送范围。因此，只有明确了政府的数据安全保障义务与责任，才可以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才能使平台安心积极报送数据，减少平台履行义务的后顾之忧。每个人都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履行其相应义务。

政府相关部门数据报送请求程序不规范，可能会造成平台的抗拒和拖延，最终可能损害公共利益。例如，《电子商务法》第28条规定电商平台应向税务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与纳税有关的信息，涵盖范围可能过于广泛，容易侵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不得随意改变数据报送请求的原初目的，不能随意向第三方泄露，更不得用来非法交易。随着时代不同，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即人对人类群体的依赖与人的个体性，人与人之间存在社会连带性。

政府管理部门不能因为这些数据信息有助于其行政职能的实现，就认为自己可以任意索取，甚至是控制和支配。针对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认为，应当科学合理地配置数据主体权利，既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又充分促进数据有序自由流通。

为了使政府公职人员更审慎地使用数据，更积极地保障数据安全，应当设定相应的责任。如果政府所要求平台报送的数据，同公共目的没有任何关联，无助于目的的实现，那么就不符合适合性原则。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着力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减少委托第三方进行数据分析，最大限度避免数据泄露。作为大数据时代的新兴势力，网络平台是市场、企业之后的第三种资源与组织方式，平台的角色是连接者、匹配者，市场机制的设计者。

数据报送事项过多、范围过宽、数据报送程序不健全、数据报送安全性保障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导致平台报送数据不及时、不全面，时常以各种理由拒绝报送，从而可能严重影响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对于敏感数据，应建立健全科学的脱敏处理程序。

常见的定期主动报送数据的类型，如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和纳税相关信息、网络安全检测评估和监测预警信息、业务信息等。对于平台报送的数据，政府应运用适当的技术手段与组织措施，不断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

例如，用户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收货地址、订单信息、评价信息等数据，原则上应属于个人所有。数据报送时应当遵循透明原则，相关数据主体具有知情的权利。

虽然平台可以依法不予提供，但事实上平台有时难以拒绝非正式的数据报送请求。政府要求数据报送对企业、个人所造成的负担，同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应当成比例。就赋权类型而言，可以在区分个人信息和数据资产的基础上，进行两个阶段的权利建构:对于个人，应在个人信息或者初始数据的层面，同时配置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对于企业，基于数据经营和利益驱动的机制需求，应分别配置数据经营权和数据资产权。除了可能被政府部门内部工作人员泄露外，平台报送的数据还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可能被网络黑客盗取。

第一，数据报送启动程序。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途径。

对平台而言，平台依正当程序报送数据，既可以有效保护个人数据从而减少来自用户的指控，又可以有效阻挡政府不正当的数据报送请求从而保障自身权益;对政府而言，依正当程序请求报送数据并处理数据，既可以及时获取平台的数据从而有效促进公共利益，又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数据安全隐患。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35条要求数据控制者考虑数据处理的性质、范围、场合和目的，如果将对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带来较大风险时，应当先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简称DPIA)。

例如，几乎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网络购物，需要姓名、联系电话、支付信息、收货地址等大量数据，所以公民个人不得不把大量个人数据，提供给电商平台。政府对数据的安全性保障程度不高，大大影响了平台数据报送义务的有效履行。